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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复杂的措辞或将取代简单片面的言辞

2019-03-12 00:43:58

导语:豪情万丈的候选人总是在当选之后变得谨言慎行,这种司空见惯的现象背后或许有一定的心理学原因。

关键词:政治心理学;选举;言辞

奥巴马曾经承诺关闭关塔那摩监狱。

小布什曾经承诺不会增加新的税收种类。

然而……这两位总统的承诺却没能(或者从提出之后至今还未)实现。

由此可见,虽然近新的总统参选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美国地产大亨)在电视上声称非法移民是“歹徒和强奸犯”,如果他当选就在美国和墨西哥边界修建一栋巨大的隔离墙,另一位参选人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美国联邦参议员)则主张收入平等问题是这个时代“的道德问题”,并且发誓,如果他当选将把联邦政府规定的收入翻倍。但看到这些承诺时,我们是不是可以预期它们与前几任总统的主张一样,在我们民主进程的道路上成为空谈,虎头蛇尾。

幸而不幸的是(这取决于你看待具体主张的具体眼光),上述问题的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虽然近特朗普由于他三流的演说水准而在媒体上遭到严厉的声讨,但是如果仅因为他在竞选游说中过分简单而片面的言辞而针对特朗普,那就有失公允了——因为事实上,在总统的竞选游说中,这样简单的言辞是竞选者的惯习。

1981年.政治心理学家Philip Tetlock对竞选游说时豪情万丈大放厥词,而当选后谨言慎行的现象产生了兴趣——于是他收集了大量近十任总统的演讲和发言材料,进行语言复杂程度(complexity level)的分析。总统发言时,倘若对一个问题特点/层次考虑得越多;对于提出的解决方案的不同影响介绍得越多;承认许多情况都非常复杂,没有片面的正确答案;并且将不同角度结合从而将多个不同事件联系起来,出现这些情况越多,那么对应的发言被认为越复杂。相对的,如果演说更片面,使用一些价值负载的词,比如,“好的(GOOD)”或者“爱国的(PATRIOTIC)”或者“义不容辞的事(THE RIGHT THING TO DO)”,而不是强调政策是……此类更复杂一些的词句,那么相应的演说被认为是更为简单和片面的。

Tetloclk发现,除了一位总统(赫伯特·胡佛 Herbert Hoover),其余每一位总统在当选之后发言的措辞,相比于他们参选的时候,都变得更复杂了。政客们在选举游说的时候所用的措辞一般都更简单,表达的观点更,而一旦他们开始接手处理具体的政治日常事务,他们的谈吐就变得越发复杂。

这种措辞的改变其实对当事人非常非常有利——不管总统所属的两党中的哪一派(事实上这完全就是一种两党制现象;温和的自由派和温和的保守派发表的言论都比各自派系中的激进分子要复杂而讲究)。措辞考究的领导人在维持两党间和谐、解决两党争端,表达对反对意见的宽容和避免政治极端错误上,都能做得更好。

比如,在一项对次世界大战前和古巴危导弹机(一场险些引发战争的外交危机)前的动员演说研究中发现,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动员演说显得简单而鼓舞——直到将这场当时的战争推入高潮,这些演说的措辞也越发简单直接。相对的,在古巴导弹危机的日子里,演讲者对他们的措辞越发的讲究——由此才逐步缓和了两国间的矛盾,并且终和平化解这场危机。

复杂度,慎重的措辞对于外交来说一般是一件好事情。

那么,这些政客在参选游说的时候为什么要用简单化的口吻说话呢?

有趣的是,有些人认为这些候选人在当选之后会学到更多有用的外交手段,从而变成了更的政策制定人,然而这样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任的总统一旦开始参与再次选举,他发表的演说就又变回简单直白的措辞了。所以,候选人们这么做更可能是为了讨好选民。选民们非常非常偏爱自信和确定性(虽然喜欢的程度因人而异),而过度简单的措辞在他们听来极有信服力,让说话的人看起来更有说服力,更自信,更像是一位领导人。毕竟,想想人们是有多讨厌人云亦云的“墙头草”吧。

所以,我们真的不应当对候选人在游说中使用极端,片面的措辞而感到惊讶。从经验主义来说,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这都是目前政客们演说的惯例。

不过我们也该庆幸,因为如果历史真的给我们带来了一定教训,那麽在下一次大选,

辩证复杂的措辞或将取代简单片面的言辞

也就是2016年11月9号之前,政客们或许都不太可能用那种语调进行演讲了。

参考文献

Tetlock, P.E. (1981). Pre- to post-election shifts in presidential rhetoric: Impression management or cognitive adjust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1, .

Tetlock, P.E. (1984). Cognitive style and political belief systems in the British House of Comm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6, .

Suedfeld, P., Tetlock, P.E. (1977). Integrative complexity of communications in international crise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1, .

图片来源:

Graph created by the author based on data available in Suedfeld Tetlock, 1977

关于作者:Melanie Tannenbaum是一名自由作家以及科学通信顾问,目前居住在湾区。来自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社会心理学博士生,并且在2015年时取得了该校的社会科学博士学位。她主要研究对于政治、健康相关和环境行为的信念以及相关动机的科学理论。

(翻译:祝锦杰;审校:海带丝)

原文地址[科学美国人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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